原创水运宪文学报
近期，作家水运宪的最新长篇小说《戴花》，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本月初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水运宪表示：“这是我40年前就想写的书。”他这句话基本上把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勾勒了出来。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这首颇具时代气息的歌曾“流行”了近30年，水运宪的青春岁月就流淌在这首歌里。
小说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首歌还在到处传唱的年代。故事发生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运宪年轻时候工作十余年的常德电机厂。
虽然小说看不出一丁点的自传性质，但主人公在小说中从事的熔炉工却是水运宪当年实实在在做过三年的。主人公进厂前曾是灌篮高手，水运宪本人也喜欢打篮球。如果不是因为他喜欢读书和擅长写作，很可能他会像他的老同事那样一辈子都在电机厂。虽然写的是今天的年轻读者不熟悉的那段生活，水运宪却并不担心他们对这类题材会有违和感。他认为写小说，关键在用心用情，有了强烈的代入感，让读者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时代的隔膜其实并不重要。
图
水运宪《戴花》
《戴花》的前世今生文/水运宪
长篇小说《戴花》的书名，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彻大江南北的一首群众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在与一穷二白作斗争的日子里，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感天动地，凝聚成为一道民族复兴的钢铁脊梁，留下了一段崛起时代的国家记忆。
01
产业工人的天职
这部作品的素材源自洞庭湖周边某一座电机制造工厂。
那座工厂兴建于建国初期大办工业时代，属于地方国营的大中型企业。在当地制造行业中名列前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奋斗精神拼搏出来的。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机械化程度并不高，更多的生产设备都是白手起家、土法上马自己制造的，技术落后，效率偏低。原材料供给也十分紧张。
创建初期征招进厂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不够，专业技能欠缺。主管部门每年都从大专院校吸纳一定数量的毕业生，作为技术骨干大力培养。他们的到来，提升了工人队伍整体的技术素质。青年技术骨干逐渐担当了生产重任，部分老工人在资格上的优越感和权威性受到了新生力量的冲击，无形中让老工人感到了种种失落。两代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鸿沟。
遇到调整级别、增加补助，尤其评选积极分子先进典型的时候，隔阂便进一步加深。相互对立的情形时常发生。
《石景山钢厂》李斛画年
六十年代中期环境突变，“唯成分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错误言论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工人队伍内部曾一度出现了矛盾与分化。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厂里也无可规避地出现了派性斗争，甚至发生过动乱。
但是，相对于社会其他层面，工人阶级队伍的自觉性、纪律性、组织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抓革命，促生产”既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是每一位产业工人的天职。短暂的混乱过后，队伍的内部矛盾迅速转化，积极融合，形成了一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回想起来至今历历在目、感人肺腑。
02
齐心拧成一股绳
《戴花》反映的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二十年时间，国家的经济状态还比较落后。干部和工人的工资收入普遍偏低。按照当地工资标准，我们那批学徒工月收入为18元。过后回想，自己都很不理解。可能是物价也很低廉的原因，尽管工资收入少得可怜，我们还真没有什么入不敷出的感觉。
当时也有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奢侈品。号称“三大件”的手表、单车、缝纫机，每件都在元上下。相对于我们的工资收入来说，不吃不喝也要有将近半年的积蓄，才勉强能拿下一件。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学徒满期不到两年时间，我们那批同时进厂的青年工人基本上都自豪地成为了“三大件”的拥有者。
穷有穷的梦想，穷也有穷的招数。当时我们想出来一个办法叫做“打汇”。邀集十二个伙伴，通过抓阄排出序号，然后每人每月凑10元钱，按序号集中分配给一个人用。一年时间内，这十二个人全都戴上了闪光发亮的上海手表。照同样的方法，两年之后，自行车、缝纫机也解决了。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
几十年后才明白过来，那叫金融运作。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非常有现代化特色的一种融资手段。
当年的“打汇”方式带给我们的绝不仅是物质财富。让人感慨的是那种方式给予了我们莫大的信心和鼓舞。那是一种契约精神，它的基础是信任，它的结果是一次次实现梦想。人生由此得到了启迪——团结就是力量。齐心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险阻高山。厂里有一些人口多的工人家庭，经常会遇到无法承受的困难。工人之间互帮互助，总是采取这一类的方法，给予人们无私的支援。那种自觉自愿抱团取暖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至今令人深深地怀念。
03
在肥沃的“精神土壤”中
对照时下某些“物资极其丰富，精神极其贫乏”的现状，我尤其怀念过去的艰苦时代。那时候刚好相反，物资极度贫乏，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反而感觉无比丰富。
我所在的那家工厂很早就培养工人们良好的读书习惯。刚报到的第一天就有工会和团委的文体干事找上门，了解我们的文体专长和业余爱好，还特别推介厂里的青年读书会。我不知道其他厂子的情况，至少我们厂的读书会坚持了好多年。不少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读完的。
国画《保粮保钢》周元亮画年
厂里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歌咏比赛，特别激动人心。逢到过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比赛规模尤其宏大。几乎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准备和排练。每个车间表演三到四首歌，其中两首属于“规定动作”。一首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另一首就是《戴花要戴大红花》。其他歌曲属于“自选动作”，可以由各代表队自由选择。
在这些文化活动的带动和影响下，唱歌成了男女老少共同的情绪表达。无论是上班干活的时候，还是下班回家的路上，总有人高兴就唱上几句，很多人都会跟着唱。心情舒畅，欢声笑语，那是一种随心所欲、张口就来的精神享受。
“打擂台”“大比武”也是当年工厂经常举办的群众活动。车间与车间，厂与厂，每年都举办。锻工比铁锤的重量，比挥舞铁锤的耐力。车工比操作机床的技巧，比加工成品的精度。电工比排除故障的敏锐，比攀登电杆的速度。全厂职工早早等候在现场，齐心协力为自己的选手摇旗呐喊。那样的气氛的确让人热血沸腾。
体育竞赛的时候情绪更加激昂。工业系统每年组织的篮球比赛，各个厂都有大批铁杆球迷跟随观看。记得有一年我们厂的球队打进了决赛圈，厂工会每天下了班都让车队派十来辆大型卡车，拉上数百名工人前往赛场助阵。第二天上班，好多人的嗓子都是哑的。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评球，无论失望或者高兴，话里话外，满满都是集体主义的宠辱观和荣誉感。
各个厂的文艺表演队也是一道闪亮的风景。在特定的时代，叫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是一支不脱产、半专业的文艺队伍，每到全系统举办文艺汇演的时候，厂里就提前两个月，把有文艺创作特长的骨干抽出来编写台本。表演队伍提前一个月脱产，在本厂礼堂集中排练。每逢这种时候，职工和家属没事就去礼堂看排练。从初排到彩排，每天都看不花钱的节目。兴致盎然，乐此不疲。
工厂的经费并不怎么宽裕，在建设宣传队方面却非常舍得出手。买乐器、购服装，基本上有求必应。工会领导批条子的时候，只重复强调一句话：“该花的钱就得花。到时候搞个奖回来就行。”
汇演的盛况自不待讲。工业系统各工厂的文艺宣传队交替巡演，持续时间差不多一个月。那段时间厂里天天都看不同的演出，天天都有相同的激动。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锻炼还真得感谢那个年代和那种机遇。记得我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文艺作品，就是当年在全市性文艺汇演中斩获头奖的一部独幕话剧。至今已过去了四五十年。现在回头再看，那部作品难免粗糙青涩，却是我文学的起跑线。那时候发表作品没有任何稿酬，一个硬壳日记本而已，但它对于我弥足珍贵。艰苦的岁月中，工人朋友们用火热的目光迎接我破土而出，又怀着更加炽热的期望，目送我踏上了专业写作的道路。
04
一种明亮的集体性格
与其他社会环境中的人文结构不尽相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生产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工业生产要通过流水作业线形成一个整体，上下工序衔接紧凑。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发生脱节，这就必须确保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与沟通。
即便处在那个环境复杂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亮着来、明着去。那是一种集体性格，矛盾往往可以转化得非常简单。
记得有一天下班回到生活区，看见有户人家准备做蜂窝煤。操坪里搅拌好的煤泥堆得像座小山包。看见那么大的工作量，没有任何人号召，刚回家的工人纷纷从自己家里拿出做蜂窝煤的工具，争先恐后围上前去，跟自己家的活儿一样，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连那堆煤是谁家的都没弄清楚，也不去打听，干得热火朝天。
主人家也习以为常，在操坪旁边架设起三张大餐桌，不停地摆菜备酒。然后主人跑过来，请大家吃完饭了再接着干。帮忙的人群中有几名班组骨干这才看清楚主人是谁，一开口就骂开了。“狗日的，原来是你家的煤啊？”“早知道，请我都不给你干！”
那位主人是位管质量检验的老骨干，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得罪过不少班组长。听见人家骂他，也不着恼，回骂说：“以为你是老几啊？不干就不干。鸡不叫，天就不亮啊？话不讲多了，饭总还是要吃的，吃完饭你就滚蛋。来，喝酒！”几杯酒下肚，几个哈哈一打，没任何人离开。一直干到深更半夜，回到家里筋疲力尽，倒头就睡。留下满满一操坪做好了的蜂窝煤，月光下看过去，整整齐齐特别舒畅。
05
一叶浮萍的命运
工厂里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那就是师徒关系。师傅从他的师傅那里接过来的，不仅是手艺，还有观念。他照样会以一些旧观念来要求自己的徒弟。对于新一代有文化的学徒工来说，至少在情感方面是难以接受的。
当时工厂里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的第一位师傅特别看重这句话，处处对我像老爹一样耍威风，确实让人感到窝囊。他连小学都没上过，读报纸都困难，我心里实在看不上他，时时刻刻还得忍气吞声。
他是翻砂车间熔炉班的一名老炉工。炉工是厂里技术含量最低的工种，干的都是些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在当时特殊背景之下，分配工种不考虑文化程度和其他特长，只是看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也许我在这方面心里有怨气，和那位炉工师傅的关系始终难以融洽。两年后大环境越来越宽松，我终于离开熔炉班，改行当了电工。不久那位炉工师傅评上了市级劳动模范，我才回过头认识到他非常质朴，能吃苦耐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工人。
不得不说在那样的背景之下，人际关系是不正常的。每个人就像是一叶浮萍，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尤其在男女关系和感情生活方面很受压抑。人们把爱情看得很神圣。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神圣，还带有一种强烈的革命精神。阶级阵营的纯洁性格外重要，找对象必须考虑的是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找对象都非常困难。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恐怕难以想象，其实也好理解。婚姻问题与个人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
那个年代凡参军、入团、入党、分配工种、调整级别、提拔干部，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家庭出身。我们厂有位老领导既是建国前的老党员，也是建厂元勋。就因为找了个出身不好的老婆，他的下属都提拔到局里当上了副局长，老厂长一直干到退休都在原地踏步。
06
奋勇争先是一种人类精神
当下有些人喜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