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敦煌藏经石室打开。就像藏有绝世武功秘笈的暗室被开启一样，无数珍贵的文献重见天日，其中包括大量的唐代诗歌写本。这里不乏鼎鼎大名的诗人的作品，包括刘希夷、陈子昂、孟浩然、李白、高适、岑参、白居易，等等。
有许多发现都弥足珍贵，比如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描写唐末黄巢起义时的大乱局面，韦庄当年因此名声大噪，号称“秦妇吟秀才”。但这首长诗到宋朝就亡佚了，直至在敦煌被发现，世人才有缘重睹了这首诗的真容。还有李白的《惜樽空》，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传世的《将进酒》，更能体现出李白的“狂”，是更加接近李白创作的原版。
敦煌藏经洞《惜罇空》。(图片来源：新华网)
如此大量的诗集写本出现在遥远的敦煌，说明唐诗的影响力之大。这些作品走红、出圈，被各族群文人、学者广泛传抄，从中原扩散向河西，来到敦煌，并且被人珍而重之地和诸多经卷、典籍一起，存放于藏经洞中。
为何诗歌在中国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是如何突破壁垒，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何以承载各民族共同情感?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就此话题对蒙曼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是诗的国度，过去不少人家的大门上都写有“诗礼传家”四字，您认为诗对中国人文化性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蒙曼：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春秋时期，孔子向弟子传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从此之后，《诗》就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经典。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用诗来表达共同的民族信仰，传递共同的民族精神，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国具有这样的文化特色。中国古典诗词正是从《诗经》《楚辞》一路走来，承载着中国礼乐文明的特质，也塑造着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性格。
就以“诗礼传家”来说吧，为什么要把“诗”和“礼”并列起来呢?因为中华文明的特征是礼乐文明，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塑造着有差异的社会秩序，而“乐”则促进着群体的和谐。可是，古代的“乐”都是和“诗”配合演奏的，而“诗”靠文字传播，当然比靠乐谱传播的“乐”更具有稳定性。后来，六经之一的《乐》亡佚了，“诗”就逐渐取代了“乐”，代表着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成为和“礼”并列的文明符号。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也就形成了以诗来抒发、化导、提升心灵，增加生活之美，畅达人际关系以及了解社会人心、改善社会治理等种种目标的“诗教”。诗教与礼教并立，既是儒学的文教传统，也是个人的修养路径，一代代中国人就是在“诗礼传家”的熏陶教化之下，化民成俗，育才济世。
中国人的大门上写着“诗礼传家”，大门里的中国人，也形成了以诗言志，借诗抒怀的文化性格。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中国古代，衡量一个人是否是才子或者才女，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他(她)能否写诗。
诗不仅是衡量中国人文学才能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基本方式。中国人主要不是借助宗教，而是借助诗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实现情感的满足。就以我们每天举头仰望的那轮明月来说吧，我们用诗赋予它各种情感内涵，这里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也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独;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也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磅礴;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深沉，更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我们中国人不仅用诗歌唱自己的生活，抚慰自己的心灵，也用诗来启蒙自己的孩子，塑造他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最具活力的“诗礼传家”。
开笔礼。(图片来源：新华网)
记者：陈寅恪先生强调“以诗证史”，诗歌是历史的见证，从先秦《诗经》到汉代《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诗词中一些典故、意象沉淀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蒙曼：这样的典故和意象在中国诗词中非常多。比如我们都知道“鸿雁”在诗词中可以代表书信。这个意象，其实就来自于苏武牧羊的历史典故。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苏武持节不屈，被拘禁在北海牧羊。汉昭帝即位后与匈奴和好，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等人。匈奴单于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去了。后来，汉朝使者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就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苑射下了一只大雁，雁足上拴着苏武的亲笔信，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大吃一惊说：“苏武的忠义居然连飞鸟都感动了!”最终送回了苏武。很明显，“鸿雁传书”这个意象，本来就来自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它所表达的忠于祖国的深沉情感，不也同时属于汉匈两个民族吗!
苏武牧羊鸿雁传书。(图片来源：中国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