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个医院看白癜风最好 http://www.kstejiao.com/m/曹植被称为“建安之杰”，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最高成就的体现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建安文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曹植在建安作家中又是晚辈，那么，曹植处在建安文学的什么位置上呢？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这段论述建安文学发展状况和特点的文字，成为对建安文学的经典概括，为后人无数次地引用。这种依据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排列作家顺序、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作静态论述的方法，看上去很精辟，但它不仅不能让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状况，而且会起误导作用，导致对文学发展过程源流不清、因果不明，甚至倒因为果的严重后果。如钟嵘说：“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刘熙载说：“公幹气盛，仲宣情盛，皆有陈思之一体。”这些看上去很精辟的论断，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本章就是要在对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面貌作较为全面探讨的基础上，弄清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位置，特别是要动态地考察他的文学师承和成就的取得。
建安文学的分期
历史上的汉献帝建安年间虽只有25年，但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根据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将这个时间范围适当扩大，因而所谓建安文学，在时间上并不与历史上的建安25年相对应，而是前后都有所延展。而且，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建安文学发展衍变的面貌，又将这个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就为建安文学的动态研究提供了方便。不过，在这个主要是时间界限的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还有所不同。
张可礼先生在其《建安文学论稿》中认为：建安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到汉献帝建安九年，这是建安文学的形成时期。此时文学创作体裁主要是五言诗，语言风格古朴质直，带有汉代诗歌的鲜明特点。第二阶段，从建安十年到建安二十二年，是建安文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其特点首先是作家视野开阔，题材多种多样；其次是理想成分增强；最后是注重文采，讲究技巧。第三阶段，从建安二十三年到魏明帝景初三年，是建安文学的衰落时期，文学走向贵族化。
傅刚在其《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中对建安文学时限的界定及三个时期的划分都有所不同。他认为，第一期从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汉献帝建安十五年，这是建安诗歌的早期创作阶段。在风格上，这一阶段诗歌大多古直悲凉，未出汉诗范围；内容上多为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即所谓“汉末实录”之诗。第二期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史称“邺下时期”，这是五言诗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时期，风格趋于工丽，所谓“新声起于邺中”者是。第三期从建安二十三年至魏明帝太和六年，是建安诗歌的后期。只有曹植在这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继承了邺下诗歌的创作传统，成功地完成了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
陈祖美在《建安诗风的衍变》一文中认为，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开始。建安十三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建安诗歌也随之发展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建安末年。从黄初元年到太和七年，为第三阶段。
三位学者的分析都各有其合理性，但从建安文学发展衍变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从曹植在各不同阶段表现的角度考虑，笔者基本同意陈祖美的分法，即从汉灵帝中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为建安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五年为建安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从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为建安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建安文学的先驱：张衡与蔡邕
扬雄与王充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念对建安作家，特别是曹丕和曹植有重大影响，这一点人们讨论得已经很多，但有两位可以称为建安文学先驱的重要作家，即张衡和蔡邕，他们与建安文学的关系，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的探讨，本节将简要论述他们与建安文学的关系。
1.张衡
张衡是南阳人，南阳古属楚地，所以张衡在学术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南北文化融合的色彩。他既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又是多巧思、善冥想的科学家；他既有儒家的济世情怀，又有道家的超越思维。张衡生活于东汉中期，差不多亲历了东汉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综观张衡的生平和文学创作，其精神状态和创作风貌，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忠实地记录了他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的衍变轨迹。张衡的思想观念和人生境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地，他的作品也主要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阶段，对淑世精神的执着。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具有比较强烈的济世安民的精神和得君行道的愿望，特别是在他步入政坛的初期。如他见“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便费时十年，精心组织，摹拟班固的《两都赋》，作《二京赋》，用以讽谏。他在《东都赋》中提醒并警告统治者说：“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对于汉王朝的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七辩》的最后，无为先生接受了仿无子的劝说，表示要放弃求仙访道的生活，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表达了作者要为国家的治平贡献力量的愿望。其《同声歌》则用比兴的手法，表达他“得君行道”的强烈渴望。
第二阶段，对心灵归宿的探索。张衡生活的东汉时期，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宦官和外戚，已经深深地渗入封建国家政治的肌体，东汉政权像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渐渐衰弱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志之士不仅难有作为，反而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张衡的思想本有楚文化的根基，他又对扬雄的《太玄》领会颇深，认识到现实价值难以追求，于是转而追求超越价值，希望在那里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后汉书》本传载：“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张衡没有像屈原或东汉党人那样，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道德信念而情愿牺牲身家性命，他似乎认为生命的存在比这些世俗的价值更重要。他在《思玄赋》的“系”中说：“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飖神举逞所欲。”当然，对于深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志欲济世安民的张衡来说，要彻底放弃世俗价值而全身保命，超然物外，肯定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的，其《应间》《四愁诗》正是这种追求、忧虑、疑惑、彷徨心境的准确反映。
第三阶段，对现实的超越。对世俗道德和理想的追求既不可能，而生命的毁灭又意味着一切一切的结束，对张衡而言，便只有抛却世俗价值而追求超越的形而上价值，在虚玄无为中安顿自己痛苦不安的心灵。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张衡做到了。其《归田赋》说：“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张衡终于超脱了，就像求法的道人，经过痛苦的思索，长久的冥想，一旦彻悟，内心就一片光明。赋中所描写的景物和生活，悠闲、明丽、空灵，正是张衡心境和理想的外现。在两汉士大夫重视现实伦理和政治道德的文化语境中，张衡的这种思想和心态是很突出的，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来临。
张衡思想观念和心态的转变来源于他对于生命的思考，楚文化本来就重视生命的存在和张扬，从政以后，再加上现实环境的刺激，使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于现实生命的思考，其《温泉赋》有小序云：“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适骊山，观温泉，浴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美洪泽之普施，乃为赋云。”此为张衡游历长安观温泉后所作，作者目睹充满生机的大自然，禁不住要思考生命迁化的源头，赋作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欣悦和赞美。其《骷髅赋》，题材虽来源于庄子，但表达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内涵却比较复杂，既有对黑暗现实的曲折批判和否定，又有对于生命毁灭的哀伤和悲悯。而《冢赋》则表示着张衡对生死的参透和超脱。
且看他对冢墓的描写：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处。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寒渊虑弘，存不忘亡。恢厥广坛，祭我兮子孙。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如此津津有味、缜密细致地铺写令人望而却步的冢墓，并且把它写得如此美好，这在以前的作品中还是没有过的，庄子在说到人的死亡的时候，看似轻松、平静，其实是带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语气和情调的。张衡的这种对于生死的超脱，甚至是对于死亡的赞美，不知是发挥了庄子“方死方生”的思想，还是受到佛家死为解脱观念的影响，因为在张衡的作品里，曾明确述及佛教。
张衡这种强烈而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直接影响了建安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促成了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大部分文人既想济世安民、立功扬名，又要保持和张扬自己的个性，不愿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群体道德与个体精神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他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是形成建安文学“悲凉慷慨”风格的深层原因之一。
顺便提及，张衡的创作也对曹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曹植也有《骷髅赋》，在主旨上与张衡之作相似。曹植的《七启》在立意上是张衡《七辩》的模仿。曹植的《浮萍篇》等一系列女性题材作品也深受张衡《同声歌》的影响。许学夷说：“汉魏五言，各有盛衰，东京之于西京也，乃时代不同；正始之于建安也，实功力有异。故东京张衡而后，其作用始著；正始阮籍而外，则散漫无伦。”五言诗创作之讲究技法与辞采自张衡始，而曹植正是这个艺术衍变之流上的重要一环。
2.蔡邕
蔡邕是汉末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对建安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多方面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对汉末建安学术影响最大的是郑玄，而对汉末建安文学影响最大的则是蔡邕。如果没有蔡邕，建安文学将是另一番样子。
第一，蔡邕在人格模式上对建安及后世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邕是著名的经学家，《后汉书》本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他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虽然他“继成汉史”的愿望因罹难而未能实现，但他的史学著作颇丰，“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
他又是著名赋家和诗人，其散文，特别是碑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可注意者，是他精通音乐、书法和绘画，是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和画家。音乐、绘画在当时被认为是倡优的技能，书法来自为士大夫所鄙视的文法小吏，蔡邕对之都十分喜爱并相当精通，有专门的著作流传下来。但当汉灵帝设鸿都门学，重用术艺之士的时候，他上书极力反对灵帝的做法，认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他在奏疏及政论性文章中，一副道貌岸然的严肃面孔，而在他的诗赋中，情感却是那样开放大胆。
他的《协和婚赋》《青衣赋》，情感纵放，语词艳冶，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讥议。如与他同时的张超就著有《诮青衣赋》，其中说：“彼何人斯，悦此艳姿？丽辞美誉，雅句斐斐。文则可嘉，志卑意微。”如果我们将蔡邕的奏疏及政论散文与他的诗赋分开来读，很难看出是一人所为。这两类文章正好反映出蔡邕人格的两个侧面，即社会人格和个体人格。社会人格的持守要求他遵守公共的伦理道德，而个体人格的张扬又促使他放纵发泄自己的内心情感。这种人格的分裂从班固、张衡就已经开始，到蔡邕已经变得相当典型了。这种人格分裂和人格的内在冲突，成为后世士大夫的典型人格模式，他们往往有两种人格，两副面孔。而这种人格分裂和冲突，也内在地决定了士大夫的悲剧命运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面貌。曹植，包括建安七子的人格特征也正是如此，所以他们人生的悲剧性就难以避免了。
第二，弟子后学成为建安文坛的主体。在邺下文人中，孔融、曹操、阮瑀、王粲、路粹等人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曹操喜爱并精通音乐，对乐府诗的创作进行改革，提高了乐府诗的格调和艺术水平；王粲继承蔡邕的诗赋创作成就，使诗赋沿着华丽的方向发展。阮瑀、蔡琰及后辈曹丕、曹植都喜爱并精通音乐，音乐不仅是邺下文人进行交际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不仅影响了建安文学的题材内容，也是形成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主要原因之一。
孔融在散文创作上师承蔡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曹丕称之为“体气高妙”，认为可比扬雄、班固。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创，有慕伯喈。”观孔融对蔡邕的崇奉态度，其受蔡邕的影响，恐不会仅此一端。《后汉书》本传说他“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孔融小蔡邕20岁，比曹操大两岁，在建安文人中属老资格，其散文创作对曹丕、曹植兄弟，特别是曹植，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三，创作题材的世俗化、多样化。张衡之前的汉赋，多为体物写志之作，纯粹的抒情赋不多，所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张衡开始打破这个传统，多写抒情小赋。到蔡邕则进一步将辞赋创作世俗化，并极力扩大赋的题材。在蔡邕现存的赋作中，有《短人赋》《瞽师赋》《笔赋》《弹棋赋》《伤故栗赋》《蝉赋》《协和婚赋》等反映人们世俗生活的作品。建安作家继承了蔡邕辞赋创作的这些特点，将辞赋变成可以表现任何题材和内容的文体，而抒情成分增大。有些题材甚至直接继承和摹仿蔡邕的作品，如《弹棋赋》《蝉赋》等。
第四，浓重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理性精神。作为历史学家的蔡邕，对于建安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除直接影响王粲，使其创作了《汉末英雄记》以外，其影响还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一，直接反映汉末社会现实的、被后人称为“诗史”的诗歌，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蔡琰的《悲愤诗》等。其二，咏史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般认为，咏史诗虽然产生很早，但从班固开始，才正式有了“咏史诗”的名称。其实，班固的诗本没有题目，“咏史”之题为后人所加，而且自班固《咏史》产生以后，很长时间内无人继迹，直到建安时期，咏史诗才勃然大兴，所以笔者怀疑建安咏史诗并非远承班固，而是受到蔡邕的直接影响，确切地说，直接受到他的《述行赋》的影响。
两汉赋中有“述行”类作品，这类作品的作者大都是历史家，如刘歆《遂初赋》以后，班彪有《北征赋》，班昭有《东征赋》，蔡邕有《述行赋》，借史抒怀是这类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建安作家中最早创作咏史诗的曹操和王粲，都与蔡邕有密切关系。其三，强烈的历史意识。作为历史学家，蔡邕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历史意识，尤其是他的碑、铭、颂、赞类文章，莫不对人物和事件作追根溯源的描述。这种历史意识直接影响了曹操、王粲、阮瑀等人的创作思路和观念，进而影响了曹植的创作，这一点前文已经有所论述，此不赘述。
第五，对人物性情风度的重视。汉代取士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察举的首要标准是德行，但在蔡邕给时人写的大量碑文中，除了具有轻事功重德行的特点外，还表现出对人物性情风度的重视。
如《处士圈典碑》：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条畅，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无形。深总历部，纤入艺文。藻分葩列，如春之荣。守根据穷，不虚其声。伟德若兹，惟世之英。
忽略人物世俗的事功，重视人物内在性情与神韵，这正是重视人物个性的一种表现，标志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又如《司空房桢碑》：“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则伯夷之洁也；俭啬，则季文之约也；尽忠，则史鱼之直也；刚平，则山甫之励也。总兹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丝发，树私恩，不为也；讨无礼，当强暴，弗避也。是以功隆名显。”在蔡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已经出现了由两汉经学思维向魏晋玄学思维转变的明显征兆。
第六，隐密情感的大胆展示。《协和婚赋》《青衣赋》《静情赋》这些表现艳情的作品，看上去确实与思想正统的经学家不相协调，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蔡邕人格和情感的另一面。当然，在这方面，他对张衡有所继承，但蔡邕走得更远。如他的《青衣赋》，在当时就受到一些人的讥评。他的这类作品，除《静情赋》直接影响及建安作家，形成以“防闲以礼”为主旨的作品系列外，其《协和婚赋》《青衣赋》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无人敢于继迹。
蔡邕也对曹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单从题目来看，二人相同或相似的题目就很多，如蔡邕有《霖雨赋》《静情赋》《述行赋》《圆扇赋》《蝉赋》，曹植则有《愁霖赋》《静思赋》《述行赋》《九华扇赋》《蝉赋》，至于题材相同者则更多。曹植还时常化用蔡邕作品的情景或语句入自己的作品，如其《弃妇篇》就化用了蔡邕《翠鸟诗》的情景和语句，但表达的主题则完全不同。
张衡和蔡邕是建安文学的先驱，二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与楚文化有密切关系：张衡生于楚地，蔡邕曾流亡吴会十余年，并得以研读赵晔、王充的著作。二人都是学者兼文学家、艺术家，思想上既恪守传统，又张扬个性。或许因为以上原因，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于当时的党锢之祸以外，重视个性，爱惜生命，不愿与黑暗势力作殊死斗争。
建安文学前期的承中之变
从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三年的24年间是建安文学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汉朝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给外强中干的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接着是陇西豪帅董卓专制朝政，逼迫朝廷迁都长安，从而引发了汉王朝上下各方面的矛盾；董卓被杀后，紧接着就是更为惨烈的李傕、郭汜之乱。这场战乱给汉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
《后汉书·董卓传》载：“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三国志·董卓传》记载献帝东归后的情景：“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曹操拯救汉王朝于垂危，迎献帝都许，渐次扫灭群雄，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并逐渐控制朝廷大权。尔后以弱胜强，消灭势力强大、野心勃勃的袁绍，成为北方实际的统治者，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邺城根据地的确立，则不仅为魏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也为建安文学繁荣局面的形成准备了物质条件和活动场所。
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承中有变的鲜明特点。这一阶段的前十年，学术和文学基本上还是汉代学术和文学的延续，郑玄、蔡邕、应劭等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还健在，他们的基本任务是对汉朝学术和文学进行总结，同时开启新时代的学术和文学。在文学上对建安文学影响尤大者为蔡邕，他不仅在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上影响了建安文学，他的弟子们也成了建安文坛的主体力量。他于初平三年罹难。郑玄打通众经典，兼容今古文，“网罗众家，删裁繁芜”，遍注儒家经典，成为汉代经学的总结者，对后世经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郑学”也是建安学术中势力最大的学派。
郑玄于建安五年去世。应劭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博识淹通，著述丰富，《后汉书》本传称其“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其主要著作，除删定律令为《汉仪》外，又有《汉官仪》《礼仪故事》《中汉辑序》《风俗通》《汉书集解》等，他也于建安五年左右去世。在蔡邕去世之后的十余年中，建安文学的前辈孔融、曹操进入他们的创作鼎盛期，建安文学的主力徐干、王粲等人也成长起来，名声渐著并渐次来至邺下。建安十三年，建安七子中的最后一位王粲随着荆州的内附而归入曹操幕下，建安作家队伍至此进入阵容最为强大的时期。建安前期的文学，由汉代文学衍变而来，具有过渡的性质，因而文非一体，风格多样。
刘师培在说到汉魏之际文学的变迁时说：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此处刘师培对汉魏之际文学变迁的概括比较精当，为研究汉魏文学者所时常引用。然其论述也有不足之处，即他对建安文学的过程性特点认识不足，但这对我们研究建安前期文学的特点却有很大的启发。笔者认为，建安前期文学主要有以下四类。
一是以孔融、祢衡为代表的名士之文。东汉时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这个由儒生演变而来，在特定政治、文化结构中形成的名士集团，与朝廷形成了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以天下名教为己任，忠心维护皇权，是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体现者和践履者；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以外戚和宦官为爪牙的朝廷作激烈甚至殊死的斗争，《后汉书·党锢列传》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本来就是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的关系，而东汉党锢之祸就是这种关系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表现，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名士们要维护道统的纯洁性并要求政统符合道统的规范，他们不惜与执政者作激烈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69%
